［内容提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现实基础。西方国家近代的强大依靠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比翼齐飞，当代的文明转型使得哲学社会科学落后于自然科学、社会现实，兴起于西方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并与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结合以走出困境、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适宜的大环境，要在提高全民族理性思维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一、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于2004年颁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成为中央的方针，是建立在学术界的共识和社会发展迫切要求的基础上的，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解决我国的改革发展在历史关键时刻碰到相当多需要用理论进行科学解释和指导的现实问题的必由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可以完全照搬照用，近二十年超常规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落后于实践，甚至在局部领域出现了错误的理论和思想将实践带入歧途的现象。

　　如何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学界曾经存在着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推崇新自由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有些地方也在这种倾向影响下卖光国有企业、实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和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低质量经济增长、搞“市场社会”（将义务教育、卫生等理应由公共财政承担的社会事业推向市场变成赢利产业），使局部地区的发展出现了“拉美化”的苗头。哲学社会科学的滞后，导致缺乏创新思路的理论成果，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或虚无化，洋教条往往又水土不服，一些来源于工作一线的实践成果又难以上升到理论高度，这种尴尬局面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理论后才有所好转。针对改革开放后社会变迁中的进步和消极现象，哲学社会科学没有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加剧了本来缺乏理性思维传统的相当多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跟着感觉走”、“跟着潮流走”，一部分人存在着“信仰危机”，社会风气受到了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侵蚀，文化存在着新旧更新断层和自我殖民的危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遇到了重重障碍。哲学社会科学的滞后和普及不广，还拖了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后腿，由于缺乏较高的人文修养、开阔的社会视野、缜密的哲学思辨能力，科研工作者难以取得原创型、突破型、基础性、跨学科的成果。

　　由此可见，中央的《意见》是多么的必要和及时。我们应该看到繁荣和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中国封建社会“独尊儒术”扼杀思想自由的遗毒、中国人传统的“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倾向、极左思潮的残余使得“哲学社会科学无用论”仍有相当大的市场，一部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缺乏探索真理的底气和勇气并存在唯上、唯书、唯洋、唯名、唯利的倾向，大量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泡沫造成了虚假的学术繁荣，从学术界到整个社会尚未形成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环境。

　　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趋势

　　（一）、我国古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状况

　　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一样，我国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教育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基本上从西方移植过来。黑格尔甚至断言古代中国没有哲学，国内也有学者极端地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术”、没有“学”，这成为了“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的一种解答。黑格尔等人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古代有着独立的哲学体系，春秋时百家争鸣就奠定了中国的哲学基础并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张衡、祖冲之、李时珍、恒宽、宋慈、黄宗羲等数学、天文学、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创作了一大批开创性、有独立思想体系、有世界影响的学术著作，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顶峰。但是，短暂的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两千年的思想禁锢，除了佛教的传入给中国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外，基本上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封建统治者实行“内法外儒”的暴力加愚民的专制统治，圣人训导排除了普通人的独立思考，科举考试的“八股取士”使得科学技术被认为是奇技淫巧，造成了缺乏逻辑推理、归纳分析、实验验证的“直观论”、“独断论”成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封建统治者巧妙地让老百姓和士大夫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以顺从地服从专制统治，张衡、祖冲之、宋应星等科学探索者以及王充、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先驱如同黑夜中的流星不能照亮大多数中国人。应该承认，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大多数都停留在形象表述、经验积累而没有上升到抽象概括、科学论证的层面，像中医虽然能治得好病但其“阴阳五行”理论存在着很多缺陷，这种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和封建政治制度、自然经济互为因果使中国无法自发地发展出科学革命、工业文明、现代社会形态，最后只能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下被动接受来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业文明，走了一条外来移植的近代化、现代化之路。

　　（二）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比翼齐飞

　　中国的实用技术在明朝末年仍然领先于西方，经济总量直到十八世纪仍是世界第一。但是，在明清两朝几百年停留在男耕女织、考据之学的同时，西方国家正走出黑暗的中世纪、相继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光荣革命、工业革命，首先是文化和科学的飞跃让西方在各个领域领先于中国。回顾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近代史，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如同一对车轮推动了人的思想解放、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每次自然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突破都让社会和生产力大大向前跨越，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飞跃又为下一次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突破创造了条件。十五世纪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敲响了中世纪的丧钟，文艺复兴和接下来的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科学研究的复兴一起让摆脱了神权统治的欧洲人民的智慧在几百年内如同不竭的源泉涌现出来，一批划时代的哲学、科学领军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

　　笛卡尔首次将数学和方法论融合成了一种全新的哲学体系，他发明了解析几何从而将变数概念引入数学，“笛卡尔的变数是数学中的转折点，因此运动和辩证法进入了数学领域，因此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的了”［1］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从而确立了二元论的哲学发展方向，深刻地影响了大陆理性主义和不列颠经验主义的哲学体系，为彻底摆脱神权统治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哲学基础，笛卡尔当之无愧地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

　　“近代科学之父”牛顿提出了运动三大定律并在笛卡尔的启示下发明了微积分，为后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科学基础，牛顿同时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最后完成了从一个有限的宇宙到无限的世界的世界观转变。

　　约翰.洛克是确立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荣革命（1689年）的理论家和吹鼓手，他的经验主义哲学代表著作《人类理解论》为贝克莱的主观主义、休谟的怀疑主义、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国的唯物主义以及康德的先验认识论、批判哲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洛克把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在‘劳动’这一单独的概念里”［2］从而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启蒙运动的圣典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福音书，在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自由、平等理念的指引下，法国大革命和后来欧洲诸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埋葬了封建王权专制、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为工业革命从英国向欧洲各国的扩展扫清了政治障碍，卢梭的政治思想还成为了法国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源泉。

　　康德的批判哲学发动了近代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确立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并且通过对认识能力的限制为自由提供空间，从而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全新视野，为后来的科学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哲学基础。在康德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引领下，德国的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后来居上，物理、化学的进展使以电力电机、化学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于德国，在卢梭、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的政治哲学以及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同时完成了国家统一和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

　　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的全面展开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革命性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营养，马克思继承了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从法国一般革命学说发展出来的法国社会主义，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成果，马克思以“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的气魄成为首屈一指的革命的哲学家、实践的理论家。

　　综上所述，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同孪生兄弟对推动历史起步起到了互不可缺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三）、中国近现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没有自发地发生文艺复兴，也没有自主地孕育出资本主义，近代以来的历次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也不可能起源于中国。但是，历史把下一次的哲学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使命和机遇留给了中国。鸦片战争后直到现在，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民族救亡复兴、文化涅槃的过程，原有思想、文化受到了近乎否定的冲击，外来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了民智开启、社会的进步和革命。

　　“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4］。严复最早系统地将西方的经济、政治、哲学理论引入中国，他所信奉及推崇的进化论影响了五四运动前的几代先进知识分子。革命先驱孙中山独创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理论，他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前瞻地设计了一百多年的经济建设规划（《实业计划》规划的三峡水利工程在近一个世纪后变成了现实），他的“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在当时推动了革命实践和思想进步。孙中山等思想先驱推动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最初的发展和推广，东西方文化的初次碰撞绽放出闪亮的火花，虽然还谈不上什么哲学体系的创新，一些新思想也尚存封建残余或不甚成熟，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西方先进思想的结合已经显示了理论创新、文化复兴的巨大潜能。

　　以五四运动为高峰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自觉”［5］的开始，五四运动高举的科学、民主成为了直到现在中国人摆脱愚昧落后、走向文明昌盛的引路明灯和追求目标。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陈寅恪、张东荪、梁漱溟等文化巨匠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崭露头脚，他们开创了学术思想界一次小规模的“百家争鸣”，他们思想中的合理部份为“文化自觉”和西方社会科学中国化发展提供了营养，受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王亚南、陈翰笙、张友渔、艾思奇、冯友兰等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等学科的代表人物。特别要指出的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为文化巨匠们提供了充分展现才能的舞台，不论政治立场、学术流派、学历资格让李大钊、胡适、梁漱溟、陈翰笙等人脱颖而出，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的“百家争鸣”中崭露头脚，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民族存亡危机、走向民族复兴之路。在革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出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性成果。毛泽东思想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实事求是和理论紧密联系实际。

　　总结鸦片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基本上是一个外来思想移植和本土化的过程，除了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独创的偏重于政治的思想理论外，尚未出现各学科体系原发性、内生性的创新，更没有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基本上是跟踪学习西方）互相推动、比翼齐飞的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教育普及为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经使哲学社会科学出现了兴旺的景象，但是五十年代末开始的极左政治路线使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受到了重大挫折，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空前的文化浩劫和学术断层（大学文史经法哲专业一度停止招生）。文化大革命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自我否定的极端，在这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精华被重新认识并显示出越来越耀眼的魅力。改革开放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获得了宽松的环境，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整个社会对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对经济增长、个人致富的片面追求更助长了重理轻文、重应用轻理论的风气，对文革反思、社会主义挫折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全盘西化思潮的出现，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极不相称。

　　（四）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繁荣的必然性

　　1、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提供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源泉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建国五十多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差不多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历史的浓缩和跨越也必然将各发展阶段的矛盾集中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新型工业化、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根据我国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这是化解前进矛盾、探索正确发展道路的行动指南和理论向导。新型工业化、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只是为哲学社会科学走向繁荣指明了方向、勾勒了蓝图，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将它们贯彻到各个学科的具体建设当中，最终还要在取得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成果的基础上并且吸纳二十世纪以来哲学发展的进步成份来充实、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吸收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走出全新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迎来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繁荣时代，下一次的哲学革命、科学革命希望在中国发生。

　　2、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及其带来的影响

　　再回过头来看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

　　自从马克思瓦解了黑格尔那个无所不包的庞大哲学体系后，现代西方哲学在黑格尔、马克思之后没有出现能与他们比肩的人物，西方文明出现了哲学危机。曾经推动历史进步的二元论、机械论、原子论已经无法适应自然科学革命和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康德、马克思、马赫等哲学家为自从牛顿以来的下一次的科学革命提供了哲学启示。爱因斯坦站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科学大厦的顶端、以深邃的理性思维能力、近乎完美的直观感觉提出了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开创的量子理论引起了物理学（也是科学）的革命，同时震撼了人类的宇宙观、世界观乃至哲学体系。物质能量可以转换、时空不再是绝对的，那么建立在笛卡尔二元论、牛顿力学基础上的近代哲学大厦也就岌岌可危了。为了摆脱困境，一些现代哲学家进行了探索。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让哲学降格到数理逻辑、语言分析的境地，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哲学得出了哲学被科学取代的结论，波普的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则以证伪、试错否定了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性、创新性。这些哲学流派虽然在方法论、认识论上有所建树，但是仍未脱离二元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窠臼，达不到马克思哲学家要改变世界的高度，更没有重建哲学体系，甚至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还得出了哲学终结的结论。二十世纪下半页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的突破引起了系统科学的发展，同时日趋复杂的技术和社会使得“探索‘整体的’（或系统的）和一般本质的研究方法便应运而生了”［7］，系统科学和以基因为代表的生命科学引发了贝塔朗菲、拉兹洛等开创的系统哲学，这也许是哲学革命和创立适应人类未来发展的全新哲学体系的先声，尚处幼年的系统哲学仍然更像应用科学而不是哲学，缺乏动态的、历史的、有机的辩证唯物主义特征，还残留着分析哲学的痕迹。

　　哲学作为统领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精神统帅，哲学的困境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科学的发展。二十世纪社会科学取得了空前发展，学科分支日益增多，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但是日益细分的学科缺乏全局、有机、辩证、历史的视野，在研究社会现象并指导社会实践中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种学派往往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先验地解释现象（为了说明自己理论的正确，现实似乎变成了哈哈镜里的影像），经济学成为了社会科学这种发展状况的代表。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作出全面、系统、深入、贴近实际、富有预见的剖析后，西方经济学似乎丢掉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先辈从最基本的现实经济生活入手研究的优良传统，抽象往往脱离了现实，实证往往如同做物理实验、以偏概全、忘掉了影响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因素，边际效用、数学分析、心理预期、博弈论丰富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时也让经济学离真实经济生活越来越远，像博弈论让“经济人理性”成为了自私的赌徒、把交易代替了生产。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之争无非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无法根本解决的前提下的修修补补，凯恩斯甚至把战争、自然灾害都看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总之，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仍然停留在工业文明和以资为本的阶段，以利润为动力机制、具备生产无限制扩张特征的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学和经济制度，己经开始难以适应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信息化、全球化、知识经济、循环经济带动下由工业文明向更高级的文明转型。

　　哲学社会科学落后于自然科学、社会现实以及西方文明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各种弊端。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亚里士多德以来理性传统的产物，对事物无穷尽的探索、对财富的无穷尽追求让理性更侧重于工具而偏废了价值，对进化的追求使得善恶标准被放在了一边，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充满了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奴隶的血泪。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人口论、尼采的超人学说为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提供了思想营养，发达的工业文明成为了战争机器，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相对论导致了原子弹的发明，缺乏道德约束的科学存在着毁灭人类的危险。对物质财富的无穷尽追求导致了生态灾难。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西方哲学似乎也要终结了，人类日益沦为科学的奴隶。科技越发达、物质生活越充裕，人越来越成为马尔库塞描述的“单向度的人”和“单面人”（即不完整的人，是只知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的人，是只是被动接受而没有主动创造的人，他们只能屈从现实而不能批判现实和改变现实），消费主义的泛滥加剧了生态危机，日益工具化、感性化、肤浅化、非理性的人显示出了知识和文化程度的背离，消费主义和反文化加剧了道德危机，繁荣的表层文化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危机。缺乏整体、和谐的西方思维方式是造成上述灾难、危机的根源，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建立在二元论、原子论、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上的。

　　3、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以克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并将迎来发源于中国的哲学革命、科学革命和社会科学繁荣

　　东西方文化相比，前者擅长直观领悟和整体综合，后者侧重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前者主张和谐，后者强调矛盾，这也决定了各自学术、社会发展的特征。

　　西方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领先于中国，同时也产生了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后现代化之后，原来的进步因素成为了前进的障碍，建立在原子论哲学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已经不能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生产、生活的社会化以及人的普遍交往和全面发展，二元论加重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形而上学、缺乏整体直观使得爱因斯坦之后的物理学没有发生基础性的重大变革（统一场理论尚未完成），与工业文明联为一体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越来越不适应信息化、以人为本、智力劳动、科技主导、生态文明的新经济模式。

　　这个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显示出了其弥补西方文化缺陷、推动文明转型的生机和动力，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工具理性却富含价值理性，西方科学的求真已经到了极端，需要中华艺术的求美、伦理的求善一同来推动人类走出困境、走向更高级的文明。儒家思想虽然有其反科学、反民主的消极方面，但是其以宽容、和谐、集体主义为特征的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使得中华文明历经劫难而绵延不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成为处理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黄金准则，从而重塑人类伦理和理性，让人类在全球化下进入一个互利、共生的和谐世界。历史上中医没有解剖学、更没有现代化的检测手段，但是其经脉穴位被现代科技完全证实，并与全息生物学异曲同工，以中医为代表的整体综合的方式方法对推动生命科学、系统科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并极有可能为下一次的科学革命提供思想源泉。老子的《道德经》短短五千多字就涵盖哲学、美学、政治、历史、文学、军事、宇宙学、人体科学等，其朴素的辩证法、和谐的世界观、超越时空的洞察力、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是克服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推动现代哲学上升到新阶段的丰富源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吸收当代系统哲学、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将引发下一场哲学革命。

　　有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体系和发展思路，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各方面就能在实践和理论上实现科学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就也面临重重困难，只有突破历史的思维定式、探索全新发展模式才能勇闯难关、持续发展，经济学大有可为，经济学要发扬中国传统的整体和谐的方式方法、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扬弃、及时吸纳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密切联系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充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发展出适应未来知识经济、生态文明的先进的中国学派。和经济学一样，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也将由移植型走向内生型、自主型道路，并且引领世界的学科发展。

　　三、塑造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环境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已经对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如何发展进行了完善的指导，接下来就是要贯彻落实。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并非只与专业界有关，而且要有适宜的大环境──全社会的普遍重视和了解。“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就会变成物质力量”［8］，群众不仅仅需要掌握理论，掌握理论的群众也能会为理论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群众的理性思维基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独木难撑起理论大厦。我们要从提高全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的高度来看待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五四运动高举的民主、科学（民主、科学是理性启蒙的基础）直到现在仍未被相当多人真正认识和接受，充斥电视的帝王剧、电脑算命、GDP崇拜、地域歧视、伪科学以及一言堂、拍脑袋的瞎决策的存在都是例证。短视、浮燥、势利的社会心态影响到了一部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端正学术风气要从社会风气开始正本清源。要对全社会进行科学、民主的启蒙，大力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民主意识、公民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清除封建主义的“官本位”、臣民意识，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和错误思想的侵袭，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真正让科学、民主、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占据主流，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并且净化社会风气，塑造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环境。应试教育难以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能力的人，为此要切实推进素质教育，把理性溶入到所有课程中，尤其要变政治课的灌输为启发的教学方式、有效发挥其端正世界观、理性启蒙的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学界要有宽广的胸怀，不能搞专业、学派、单位的小圈子，要取百家所长、集群众智慧来促进学科发展。在历史上，一些学术大师往往是自学成才、由实践走向理论、由业余走向专业或者集理论家、实干家于一身，哲学家斯宾诺莎终其一身以磨镜为业，狄慈根被誉为工人阶级的理论家，泰罗从工人做到技术人员、厂长、最后成为管理学的一代宗师，梁漱溟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前只有高中学历，他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经济学家薛暮桥自称毕业于“牢监大学”，这些人的成功在于他们并不把学术当作谋生职业而有一种探索真理的乐趣、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感。美国的战略研究机构，集中了各种专业、职业、背景的人才来发挥集体智慧。当前，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一大批来自各个领域、有实践经历、视野开阔的人才来参与。为此，要按照科学人才观的要求改进学术界的管理机制、人才机制、评价机制、科研机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形成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广泛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不要分得太细，在本科阶段可以办一些集哲学、经济、法律等专业于一身的“大社科”专业，尽量增加复合型的研究人才，同时以广泛的知识基础提高这些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吸引一流的人才报考社科专业。信息化使得知识、信息的传播、交流、升华空前便捷，这为钱学森的“大成智慧”［9］理论的付诸实践创造了条件，一批拥有“大成智慧”的人才将开创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比翼齐飞的新局面，从而迎来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中华民族将产生和笛卡尔、牛顿、马克思等量齐观的人物。

　　［注解］：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7页。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5页。

　　［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8页。

　　［5］费孝通晚年曾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6］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7］ 贝塔朗菲：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导论》写的序言，《系统哲学导论》英文版，第19页。

　　［8］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9］“大成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利用现代信息网络、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集古今中外有关经验、知识、智慧之大成。“大成智慧”的特点是沉浸在广阔的信息空间里所形成的网络智慧，是在知识爆炸、信息如潮的时代里所需要的新型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大成智慧”是逻辑思维的“量智”和形象思维的“性智”的完美结合。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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